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重要通知！******url:https://m.gmw.cn/2023-01/04/content_1303243237.htm,id:1303243237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实施方案的通知
甘政办发〔2022〕133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有关单位：
《“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12月29日
“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30号）精神，建设科学高效的市场体系，全面提高市场综合监管效能，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目标
到2025年，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平均开办时间压缩到2个工作日以内；市场运行更加规范，线上线下市场得到有效治理；产品设施安全可靠，全省食品安全满意度达到88%以上，药品上市合格率达到100%，重点监管工业产品监督抽查覆盖率达到95%以上；质量水平显著提升，发布省、市地方标准500项以上，服务质量满意度达到73%以上；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充分激发，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件，商标有效注册量达到20万件；监管效能全面提高，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多元共治的监管格局初步形成。
二、重点任务
（一）构建现代化市场准入服务体系。
1.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在全省范围内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理，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对清单内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方式分类确定改革举措，建立简约高效、公正透明、宽进严管的行业准营规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强经营范围登记与经营许可衔接，依托企业登记系统和甘肃省部门协同监管平台，推进市场监管部门与其他行业部门间数据共享，加强涉企经营信息归集共享和公示，提高市场主体办事便利度和可预期性。（省政府办公厅（省大数据管理局）、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市（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落实。以下任务均需各市（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负责落实，不再一一列出）
2.提升市场主体登记规范化水平。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统一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制度，提供统一的市场主体登记服务。落实企业登记告知承诺制。加大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记改革力度，同一场所可登记多个市场主体，进一步释放场地资源，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建设全省统一的市场主体档案管理平台，畅通市场主体档案数据存储、归集、交换渠道。（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司法厅、省住建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优化企业开办便利化服务。全面推行“一网通办”“一窗通办”，落实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国家标准，逐步实现企业开办跨区域无差别办理。建立市场监管、公安、人社、税务、银行等常态化数据查询共享机制，推进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档案等广泛应用。推进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持续开展“送照到家”等“甘快办”便企服务，推行食品经营许可等事项“告知承诺”和“证照联办”，提升市场主体从开办到开业速度。（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公安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税务局、人行兰州中心支行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4.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完善普通注销登记制度，通过改革企业清算公告发布渠道、减少公告等待时间、对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豁免提交清算报告等方式，进一步简化普通注销登记程序。扩大简易注销适用范围，将简易注销公示时间压缩至20天，完善简易注销登记容错机制，允许市场主体纠错补正后再次申请简易注销，降低市场主体退出成本。建立健全市场主体强制退出制度，对因经营异常、违法失信而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市场主体，依法实施强制退出。（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住建厅、省税务局、人行兰州中心支行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5.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加强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监测和分析，建立市场主体发展实时监测机制，提升支持政策精准性。用好用足税收、信贷、社保等政策，服务新设市场主体发展需求。深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拓宽知识产权运用转化融资渠道，积极引入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和信托、保险等机构及其管理团队，推动专利权商标权质押贷款、专利保险、专利权作价出资入股。（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工信厅、省人社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金融监管局、省税务局、人行兰州中心支行、甘肃银保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6.扶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充分发挥甘肃省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等组织作用，有针对性地提供政策、信息、法律、人才等服务，提升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综合竞争力。落实“不来即享”惠企政策，实施市场主体培育“五转”（自然人转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转企业、一般企业转规上企业、规上企业转股份企业、股份企业转上市企业）工程，不断壮大市场主体。强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巩固和扩大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中的覆盖面。（省工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金融监管局、省税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7.着力为市场主体减费降负。建立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落实收费公示制度，规范涉企收费行为。开展违规涉企收费专项治理，重点查处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利用行政权力乱收费、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机构借助行政影响力强制或变相强制收费，以及教育、医疗、交通运输、金融、水电气暖等公共事业收费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平台企业价格收费监管，引导平台企业合法合规经营，降低市场主体经营成本。（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8.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贯彻落实《甘肃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纲要（2021—2035年）》，完善商标、专利、著作权、商业秘密等保护政策。开展知识产权执法专项行动，加大惩治力度，有效遏制恶意侵权、重复侵权和群体侵权行为。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促进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培育发展知识产权仲裁机构、调解组织和公证机构，快速化解各类知识产权纠纷。开展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示范工作，鼓励市州及重点开发园区设立知识产权保护机构，支持有条件的市州设立区域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林草局、省市场监管局、兰州海关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9.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能。围绕重点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专利密集型企业开展企业经营类专利导航，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加快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为社会提供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等全链条技术服务。实施专利转化行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中小企业对接，促进专利奖获奖项目、创新大赛获奖项目等与投融资机构对接，加快转化重大专利技术成果。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直通机制，促进高校、科研院所未充分实施的“沉睡专利”在中小企业转化运用。加强新经济监管工具创新供给，引导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各类市场主体健康规范发展。（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人社厅、省金融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0.持续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落实日常涉企行政检查“双随机、一公开”全覆盖，推进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杜绝随意检查和任性执法。提高双随机抽查的科学化水平，合理确定抽查范围、抽查行业、抽查事项、抽查比例、抽查频次，及时向社会公开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实现监管“无事不扰”而又“无处不在”。（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
11.严格规范市场监管执法行为。适时更新市场监管权责清单，全面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落实市场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统一执法尺度、标准，不断提高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认真落实行政执法监督相关规定，综合运用专项执法检查、执法案卷评查等方式，加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力度。开展普法工作和法治教育，建立常态化普法教育机制。（省市场监管局、省司法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强化现代化市场秩序治理能力。
12.提升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效能。落实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制定出台《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及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引和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指引，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加强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依法查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合理收费、指定交易、搭售商品、不公平格式合同条款等行为，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建设商业秘密保护基地、示范园区、示范企业，加强商业秘密保护行政执法力度，及时制止侵犯商业秘密违法犯罪行为。（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司法厅、省公安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3.全面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网络交易合规管理，组织开展“电商点亮”行动，督促平台企业落实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商品质量等的审核把关和监督责任。加强线上市场监管部门协作，推动综合监管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信息共享。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竞争和合规经营，严厉查处“二选一”、低价倾销、强制搭售、歧视性待遇、大数据杀熟、屏蔽封锁、刷单炒信等违法行为。（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通信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4.提高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水平。落实线上线下市场监管和行业管理法定职责。加强食品药品、保健用品、防疫用品、老人儿童用品等民生商品的线上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违法行为，规范线上营销秩序。加强互联网广告整治力度，落实平台企业审核责任，严厉查处线上线下市场虚假违法广告发布行为。加大网络传销的防范和打击力度，规范线上市场价格行为。密切关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争态势，有效防范虚假宣传、侵权假冒、误导消费等问题，及时查处违法行为。（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省药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健全现代化统一市场制度规则。
15.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规则。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推进地区和行业涉企政策、标准、规则协调统一。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法律保护，持续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行政策制定机关内部统一审查，推行重大政策措施部门联合会审制度。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实施情况督查和效果评价分析，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情况。推行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强化第三方评估结果的运用。（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6.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禁止违法违规出台歧视性政策措施，及时纠正指定交易、限制商品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阻碍异地经营、妨碍公平竞争等行为。保障市场主体登记自主权，不得对企业跨区域迁移设置障碍。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探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相关制度规范，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依法打击数据交易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准入，进一步完善甘肃省电力市场交易规则，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交易。加强与周边省（区、市）监管联动，协同试行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跨省通办”、联合执法等措施。加快推进准入、信用、知识产权保护、认证认可、品牌建设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制度规则有效衔接。（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甘肃能源监管办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完善现代化质量政策和技术服务体系。
17.加强质量宏观管理。出台《甘肃省深入推进质量强省建设行动方案（2022—2025年）》，逐步完善大质量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优化政府质量工作考核机制，加强质量统计监测，开展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强化质量激励作用，开展政府质量奖培育工作，鼓励和引导各类组织和个人争创中国质量奖、省政府质量奖。深化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加强企业质量人才培养。鼓励支持各地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和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持续深入开展“质量月”“品牌日”等群众性质量活动。（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18.完善计量测试服务体系。筹建镍钴资源综合利用、真空装备等国家或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为产业发展提供全溯源链、全产业链、全寿命周期的计量测试服务。加快推进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围绕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等领域，新建180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深入推进“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活动，引导企业建立完善与其科研、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计量管理制度和保障体系。加强计量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推进国家型式评价中心、甘肃省计量测试基地一体化建设，打造计量科技创新基地，促进计量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
19.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统筹推进《甘肃省标准化条例》实施和配套制度完善，实施团体标准培优计划，开展标准化服务提升行动，提升标准供给质量，建立体现甘肃特色、先进实用的标准体系。优化政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结构，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制定高水平的企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鼓励支持省内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引导企业组织开展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以标准化促进全省产业转型升级。（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直各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20.完善质量认证服务体系。全面提升质量认证服务能力，打造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认证品牌。加强认证机构监管，健全质量认证激励引导机制，大力推进各类认证制度实施，打造质量认证升级版。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为企业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指导、质量管理诊断和精准帮扶等服务，帮助更多小微企业解决发展中的质量管理难点及瓶颈。鼓励企业参与自愿性认证，推行企业承诺制，在市场采购、行业管理、行政监管、社会治理等领域广泛采信认证结果。（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
21.推进检验检测体系建设。深化检验检测机构市场化改革，促进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发展。加强检验检测服务品牌建设，完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布局，在特色农产品、压力管道、工业产品检验检测等领域建设20家以上省级质检中心。加强认可管理，鼓励检验检测机构开展认可服务，推进认可结果国际互认，增强国际市场服务。（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
22.发挥质量基础设施集成优势。加强民生计量工作，持续开展对集贸市场、加油（气）站、餐饮业、商店、眼镜店的计量专项检查，加强对商品定量包装、过度包装的计量监督。加强对重点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标准有效实施。推动“甘味”“陇字号”等区域公用品牌认证，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资源再生利用、绿色低碳、环境保护、现代农业、旅游服务、健康养老、中药材、有机产品等自愿性认证和高端品质认证，提高产业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认同度。加强检验检测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检验检测机构从业行为，严厉打击和查处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篡改检验检测数据等严重违法行为。（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
23.推动产品质量提质升级。全面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水平，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提高到94%左右。以重点产品质量提升为牵引，分行业分层次采取质量提升措施，开展质量技术服务进企业活动。深入推进商标品牌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商标品牌、文旅产业商标品牌，让“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等商标品牌享誉国内外。支持企业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生产，加大“专精特新”产品研发生产力度。对标国内外先进水平，开展制造业标准化试点示范，推动省级工业产品质量标准符合性认定。（省工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旅厅、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4.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提高服务业品质，提升服务业标准化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持续开展服务业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推进公共服务、住建、医疗、旅游、文化、交通、养老、家政等重点领域服务质量提升。强化“商品+服务”终端供应者主体责任，推行重点行业经营者合同格式条款公示和质量自我声明公开，扩大合同示范文本使用范围。开展服务质量监测分析和通报工作，实施广告业服务能力提升行动和公益广告振兴行动，促进全省广告业健康发展。（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住建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文旅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民政厅、省商务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25.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深化食品安全源头治理，加强耕地土壤污染源头控制，巩固提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水平。加强农业投入品生产使用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用药和非法添加行为。严把粮食收储和出库质量，防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和食品生产企业。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严防输入型食品安全风险。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事权清单。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加强县（市、区）、乡镇（街道）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规范化建设。加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全面推广“陇上食安”一体化智慧监管平台的运用，严格落实食品生产经营风险等级管理制度，全面实现风险分级动态管理。面向医院、学校、托育机构等重点场所，科学布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点，提升风险监测覆盖面和问题发现率。加强监督抽检、风险监测与评价性抽检，推进“你点我检”“你送我检”常态化，稳步实现农产品和食品抽检量每年5批次/千人目标。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开展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落实“处罚到人”要求，对违法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严厉处罚，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粮食和储备局、兰州海关、省委网信办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6.提升药品安全治理能力。提升地方药品标准，制定发布《甘肃省中药炮制规范》《甘肃省中药配方颗粒标准（第二册）》。开展甘肃大宗地产中药材产地加工试点，建立道地药材质量标准体系及生产加工技术规范。提升审评审批服务能力，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推动仿制药质量提升。开展常态化药品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加强互联网药品经营者风险等级评定，完善互联网销售监测机制。加强疫苗监管能力，建立疫苗全链条监管工作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加快推进甘肃省生物制品批签发中心（药物安全评价中心）建设。全面推行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及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制度，完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风险分级机制。规范化妆品备案管理，持续加强特殊化妆品、儿童化妆品等高风险品种的重点监管和风险监测。加强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哨点建设，探索药品不良反应主动监测模式。调整优化省、市、县药品生产、经营环节监管职责，强化省、市、县药品监管部门在药品全生命周期的监管协同。加强省级药品和疫苗检查专业化机构建设，推进省级职业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深入开展网络违法违规售药、医疗器械“清网”、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等专项整治行动，严惩重处药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省药监局、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7.保障特种设备运行安全。加强特种设备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能力建设，加快特种设备综合监管系统建设，形成以数据归集、风险预警、应急处置为核心的特种设备监察体系，实现特种设备生产、使用、检验、监察等环节的数字化监管。加大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时段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建立特种设备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确保安全规范使用特种设备。加强特种设备服务保障能力建设，探索改进电梯维护保养模式和调整电梯检验检测方式，鼓励电梯、气瓶生产和使用单位投保相关保险，发挥保险的他律和风险分担作用。做优做强检验技术机构，提高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检测和服务保障能力。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优化应急机制，不断提升特种设备风险预警、事故预防、应急处置、调查处理能力。（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甘肃银保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8.加强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创新生产用工业品监管制度，采取认证检测等方式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推动企业建立产品质量安全承诺制度。加大消费品安全监管力度，鼓励企业建立主要消费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模式，严格落实缺陷消费品召回制度，加强产品伤害监测及干预，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强制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实行严格的产品责任和惩罚性赔偿。提升产品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加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加大产品监督抽查经费保障，提升重点监管工业产品监督抽查覆盖面，强化监督抽查后处理。加强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目录内产品监管，严厉查处质量低劣、违反强制性标准、存在安全风险的产品，坚决防范和遏制质量安全事故。（省市场监管局牵头，省财政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29.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加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及时发布消费风险报告，提升消费者自我预防风险、依法维权能力。推行消费投诉信息公示，消除消费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简化消费争议处理程序，鼓励小额消费纠纷案件通过小额诉讼程序快速处理。试点开展消费纠纷“云调解”，降低群众维权成本。加大消费维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力度，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违法广告、价格欺诈等各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支持消费者协会行使公益性诉讼权利。推进消费维权制度建设，深入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完善和落实缺陷消费品召回、产品质量“三包”等制度，推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线上向线下延伸。（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文旅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司法厅、省法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提升市场综合监管效能。
30.完善市场监管基础制度。持续推进市场监管法治建设，加强商事登记、信用监管、消费维权、执法办案、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配套地方性立法工作，运用法规制度巩固和深化改革成果。加强配套规章制定，细化法律法规要求，加大以案普法、以案释法力度，完善典型案例发布制度。落实市场监管基础制度和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协调联动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省司法厅、省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1.健全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坚持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合理划分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事权，厘清监管职责，配优监管资源，动态调整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明确案件事权划分。强化跨部门综合监管，落实“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要求，厘清行业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责边界，推动跨行业、跨区域执法协作，促进行业发展和统一市场监管。深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建立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的执法办案机制。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大力培养跨领域跨专业复合型执法人才。（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
32.创新丰富市场监管工具。完善阶梯式监管工具，针对不同的违法情节情形，选用不同的监管工具，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实现规范市场行为、降低执法成本、形成执法震慑的综合效果。建立完善针对市场违法苗头性问题的提醒告诫制度，对主观恶意较大、屡罚不改等以及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惩。大力推进社会共治，调动消费者组织、专业化组织、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各方面力量参与监督，实现市场、政府、社会协同治理。加强市场监管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强化舆情监测，提高发现和处置苗头性、趋势性问题的能力。（省市场监管局、省委网信办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3.健全信用监管长效机制。完善信息归集公示机制，推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甘肃）全面归集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并依法公示，实现与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互联网+监管”系统信息共享。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强化市场监管领域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及信用约束工作，依法实施信用约束和限制，依法实行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依法追究违法失信责任。完善失信市场主体信用修复机制，鼓励失信市场主体主动纠错、重塑信用，推行守信联合激励。全面实施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建设全省统一的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明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标准，根据企业信用等级实施差异化监管，提高监管的及时性、精准性、有效性。强化信用监管，综合运用各类信用评价结果，提高信用监管科学化水平。（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34.加快推进智慧市场监管。重点围绕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重点工业产品安全监管、信用监管等方面，建设全省智慧市场监管数据中心，丰富拓展智慧监管应用场景。建设完善登记注册、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质量基础设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行政许可等各类业务系统，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系统自动比对、自动核验、智慧审批。加快推进“陇上食安”综合管理平台、特种设备综合监管系统建设，全面提升市场监管领域智慧监管能力。鼓励市场监管领域科研创新，大力推进科技成果在综合监管、安全监管等重点领域的转化实施，围绕食品安全、电工电器、特种设备等领域，争取建设3家以上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和技术创新中心。（省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
35.增强市场监管基础能力。推进基层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人力、物力、技术资源、服务资源向基层集聚。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原则，落实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经费财政保障要求，统筹各方资源，改善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业务用房、执法车辆、检验检测和执法装备等基础条件，提升基层监管现代化水平。推进市场监管人才培养，加强干部业务培训和实践锻炼，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引进，健全人才评价体系，支持技术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分类评价和定向激励。（省市场监管局、省财政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协调。
强化省、市、县三级联动和部门统筹协调，健全方案实施保障机制，有效调动市场主体、行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统一领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为顺利实现本方案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证。
（二）落实工作责任。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根据本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压实工作责任，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落实。
（三）加强监测评估。
省市场监管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本方案实施情况的跟踪评估，定期调度工作进展，组织开展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有效做法，研究解决困难问题。
转自：甘肃省人民政府网站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