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出境游升温，保险怎么买******
去澳大利亚看袋鼠，到马尔代夫晒太阳，在法国看看卢浮宫……随着2023年春节的临近，加之出入境政策的优化调整，跨境游市场正全面回暖。携程发布的《2023年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示，2023年春节前十名出境游目的地包括：澳大利亚、泰国、日本、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同程旅行数据显示，1月8日出行的出入境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628%，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峰值。
出国旅游语言不通、环境陌生，旅途中航班延误、意外伤害、医疗救援等风险不可忽视，若是发生紧急情况，异国他乡，也容易手足无措。该怎么有针对性地配置保险？买保险又有哪些注意事项？
境外旅游风险多
随着1月8日零时起中国取消入境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等政策的正式生效，加之2023年春节的临近，7天长假近在眼前，出境旅游将迎来一波小高潮。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实施“乙类乙管”政策的首日，同程出入境机票订单量同比暴增628%，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峰值。
出门在外，不可控的因素很多，从旅行前的机票酒店准备工作，到游玩结束返程回家，每个环节都面临一定的风险。想要在国外安心地游玩和消费，提前准备好保险防患于未然是必不可少的步骤，那么，出境旅游一般都会面临哪些未知风险呢？
对于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风险，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旅行前存在由于恶劣和极端天气，比如暴雪、大雾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旅行取消和改签的风险；旅行途中，财产方面存在随身财产被偷被盗，或行李托运途中遭第三方承运商损坏的风险；医疗方面，存在由于水土不服导致急性肠胃疾病，旅途劳累导致感冒发烧等常见呼吸道感染疾病，或在参加热门娱乐活动时发生意外事故发生的风险；旅行结束后，如在途中发生意外受伤或疾病，则面临需要回国继续治疗的风险等。
跟团游省心又省力，掏钱少操心，是很多游客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旅行社也会投保旅行社责任险，这种情况是不是不用再买保险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表示，一般旅行社给游客配置的保险是旅游责任险，主要保障因旅行社方面的疏忽和过失造成的对游客的损失，而非旅客自身的风险。所以，作为游客，最好是另外给自己或家人购买一份保障范围和保障额度合适的、含有紧急支援服务的境外旅游意外险。
除了关注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意外发生后能不能及时获得帮助或救援也同样需要关注。某保险经纪公司旅行险销售总监告诉记者，近期咨询境外旅游保险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不论想去哪里，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是多数人需要面对的情况，选择带有全球紧急援助服务的境外旅行保险至关重要。旅行途中，无论是意外受伤、身体生病甚至行李物品遗失，都可以拨打电话求助。
需关注服务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国内各大保险销售平台上都能购买相关的境外旅游险，境外旅行产品琳琅满目。
以支付宝上的蚂蚁保平台为例，1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检索发现，在售的产品有“平安官方境外旅游险”“华泰境外百万全球旅行险”“安联全球旅行签证险”“安盛亚洲旅行险”“美亚全球通境外旅行险”等。
在保险价格方面，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依据保障额度、保障期限、保障内容不同，保险产品价格从最低18元到上千元不等。保障时间最长可达一年，并且，多数境外旅游保险的责任还提供旅行者随身财产、旅行证据遗失、银行卡盗刷等多项责任，不过，保险责任越多，保障时间越长，保费也就水涨船高。
谈及产品的选择，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表示，当前市场常见的境外旅行险产品，以综合性的境外旅行险产品为主。游客可以根据旅行目的地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
对于不同地区的情况，美亚保险旅行险负责人举例表示，亚洲地区，一般设施比较完善，在风俗习惯等方面中国游客也比较熟悉，建议选择保障和保额相对比较基础的境外旅行险产品；欧美地区，一般医疗费用较高，由于路途较远，风俗习惯差异较大，旅客可选择医疗保额较高、含医疗运送、紧急支援服务、随身财产、托运行李损坏、行李延误、航班延误、个人责任等全面保障的境外旅行保险产品。
除了选择保险产品种类，选择哪家保险公司也需要斟酌，上述保险销售总监认为，在保险公司选择方面，可以优先选择大型保险公司、一些外资或者合资保险公司，因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旦遇到意外，可能需要保险公司提供国际救援，这时候就考验到保险公司在当地的资源和自身实力了。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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